（一） | ||
李斯特的父亲亚当在年轻时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19岁那年他成为圣方济会的见习修士，并且准备彻底献身宗教。然而教会认为在他的性格中有某种不安分的因素，这使他们对他的前途缺乏信心，结果他被除名了。然而他的信仰仍然是极其虔敬的，这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妻子安娜是穷苦人家的女儿，一生都保持着朴素的天主教信仰，她不象亚当那样会在灯下研读神学著作，她只是每日祈祷，在礼拜的日子里去教堂望弥撒。可以想象，这种宗教气氛对年幼的李斯特有着多么强烈的影响。 李斯特一生中的第一个真正的挫折来自他的初恋。他很不幸地爱上了他的钢琴学生--一个贵族的女儿，当时他俩都是十六岁。就在他们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之中时，那位贵族父亲粗暴地、干脆利落地终止了他们的交往。年轻的李斯特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位早已赫赫有名的音乐天才，从不认为自己有不及他人之处，而此时他却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个贫民出身的艺人而已，那道无形的阶级鸿沟无情地将他关在了幸福的大门外。少年李斯特在剧烈痛苦之中，做出了他的决定：献身于宗教。因为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人人平等。 他的母亲反对这个决定（父亲刚刚去世不久），理由是他的性格不适合做一个神职人员。但是李斯特很坚决，一时间他放弃了钢琴，整日埋头于圣经，或是狂热地在教堂祈祷，他在音乐界的销声匿迹使得一些人以为他突然去世了，甚至一本正经地在报纸上发了讣告。转机是由几个朋友带来的，他们拖他去听音乐会，又带他去巴黎著名的艺术沙龙里听名人讲演，这些方法的确有效，慢慢地，他内心深处郁积的痛苦不再那么沉重了。 而真正帮助他解脱的，是他崇敬的两位年长的朋友：拉梅内神父和诗人拉马丁。 李斯特从拉梅内神父这里听到的不是通常在教堂里听到的讲道。这是一位思想大胆犀利的神学家，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对教会当局完全不买账，认为宗教与教会是两回事，理想的道路应该是把天主教教义与法国政界的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以此来推动社会的改革。拉梅内自己是贵族出身，但他的思想和感情是站在大众一边的，对陷于艰难困苦生活之中的农民他尤其同情。李斯特从他这里获得的启发极其深刻，几年以后（1834年）在论文《论未来的宗教音乐》中，他特别强调了“人道主义的音乐”这个观点，他认为新型的宗教音乐，其灵感应该来源于上帝和人民。这种思想在他的宗教音乐创作中表现地更加具体。 诗人拉马丁对李斯特的影响来自另一个角度。这位诗人大他21岁，年轻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1820年以《沉思集》的发表成名，接着，他又发表了《新沉思集》、《苏格拉底之死》（1823年）、《哈罗尔德游记终曲》（1825年）、《诗与宗教的和谐》（1830年）等。在诗中他用优美的语句来阐述思想：人生是痛苦和失望的源泉，只有把理想寄托在对天堂的向往之中，或是纯净的大自然中，才可能得到心灵的安宁。 拉马丁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信仰是温柔甜美的，充满了赞美与爱。相比较而言，李斯特的信仰却更多是赎罪的、苦修的。这一方面与亚当早年加入的方济各教派有关（创始人方济各提倡以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来寻求上帝的宽恕），另一方面与他母亲朴素的农民式信仰也有关。拉马丁那种诗意的美好的信仰方式，对李斯特来说是新鲜而动人的，它不仅是信仰，也是一种艺术：
拉马丁理想中的“诗与宗教的和谐”，就是人与自然、与上帝奇妙造物之间的和谐。他在生活中处处看到上帝的显现，并为此由衷地赞美。李斯特从这些诗歌中获得了深刻的启示，这种宗教观也在他的创作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如他题献给拉马丁的钢琴曲《诗与宗教的和谐》，钢琴套曲《旅游岁月》中的《婚约》、《日内瓦之钟》，根据雨果的诗作而写的交响诗《山间所闻》，以及交响曲《但丁》、《浮士德》等。 除了早年来自家庭和少年时期的两位忘年交对李斯特的影响以外，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位女性--卡罗琳·维特根斯坦--对李斯特的宗教信仰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维特根斯坦是波兰贵族后裔，在十六岁的时候嫁到了俄国，成为沙皇宫中的宠臣、德国贵族后裔维特根斯坦公爵的妻子。但她的婚姻生活是失败的，在28岁时遇到了天才的李斯特之后，这个孤独的女人才真正找到了感情的归宿。这位头脑冷静而且颇有才气的公爵夫人对李斯特的感情是深沉持久的，这和当时常常聚在李斯特身边的大量女性崇拜者完全不一样。正是在她的影响下，李斯特下决心放弃了频繁的巡回演出生涯，放弃了使他红得发紫的钢琴演奏，进入他创作生涯中一个更有意义、收获更丰的时期。威特根斯坦并不象有些怀有恶意的人所形容的那样，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女人”，“独霸和操纵了李斯特”，实际上，她对于李斯特的影响是积极的--且不论其他，单就李斯特在魏玛时期的宗教音乐创作，就有不少是在她的协助下完成的。而李斯特晚年成为神父，和她也不无关联。他们的婚姻一直受阻，最后仍然没能如愿，在失望中维特根斯坦愤笔疾书，写了许多矛头直指罗马教会的论著，对其腐败和保守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毋庸置疑，老一辈大师如巴赫、帕勒斯特里那的信仰以及创作思想、写作技术对于音乐家李斯特的影响更为直接，这将在后面论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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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李斯特的同胞、钢琴家伊斯万·托曼在回忆录中写道：
“李斯特一生的悲剧在于：他的创作未能在观众和报纸上引起应有的反响。倒是他的改编曲和炫技性钢琴曲，知道的人还多些。'我可以等待'，他骄傲而内心辛酸地说。”
晚年李斯特的期待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他的期望是否实现了？他是否得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了解？
在听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他的各种形式体裁的作品并写了一本他的传记之后，我心里产生了深深的歉疚感。真的，我们对李斯特这位音乐家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他那个时代--当我们在音乐会上为他音响华丽、技巧复杂的钢琴作品而大鼓其掌的时候，当我们为他生活中的种种风流轶事而嘴角边浮起轻笑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些评论文章中、在音乐课堂上重复那不知什么人下的生动的定论“披着圣袍的梅菲斯特”的时候，他的在天之灵是多么的绝望！
弗朗茨·李斯特
人们总是以自己的偏好去“选择”历史（或者说“创造”历史），尤其是在必须用简洁的语言去论断一个历史现象、论断一个人物的时候。李斯特至今得不到真正的、全面的了解，正是因为这种出于偏好的“选择”--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他的钢琴作品如《匈牙利狂想曲》、《西班牙狂想曲》、《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梅菲斯特圆舞曲》、《爱之梦》以及《安慰》，管弦乐作品如交响诗《前奏曲》、《塔索》、《马捷帕》以及《但丁交响曲》、《浮士德交响曲》。其实，这些作品在李斯特创作总数中只占了极小极小的比例：他的作品号编到了768 ，而常常一个编号并不只是一首乐曲。他所涉及到的音乐体裁也不仅仅是钢琴和管弦乐曲，还有将近一百部不大为人所知的声乐作品，其中有六十多个编号是宗教音乐作品。
出于对李斯特的一生以及他的内心世界的浓厚兴趣，我尽可能深地迈进了他浩瀚的音乐天地。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李斯特的形象已不再象过去那样明确了，反倒变得难以形容了。也由此，他变得真切了。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李斯特的宗教音乐创作，比起他为自己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和亲自执棒的交响音乐会而写的作品，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们更加深刻地披露了内心。同时，作为十九世纪音乐史上最具典型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宗教音乐创作也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由此我们得以管窥有着悠久历史的基督教音乐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
李斯特一共写有六十多部宗教音乐作品，其中有清唱剧、弥撒曲、安魂曲以及各种各样古老的或新颖的形式。从创作年代上来看，他从三十多岁开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都没有停止过这一类写作，期间延续了四十多年。它们与李斯特早期的钢琴炫技时代、中期的管弦乐创新时代以及晚期对音乐表现手段进一步探索的时代并行，当然也和他的爱情生活以及种种巨大的成功和严重的受挫并行。
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在李斯特举行了一系列辉煌的独奏音乐会之后，或是在刚刚经历了一段风流之后他会在书房里埋头于一部虔诚、朴素的合唱曲，会让他笔下的音符唱出“我们慈爱的天父”或是“圣哉玛丽亚”。后来有人说，这是因为他需要一种内心的平衡，需要对自己在俗世生活中的过失有所忏悔。这话不无道理。
但并不是人人都会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