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postmessage_67675" class="t_msgfont">尤金娜 <br />我常在葬礼上演奏，比如卡查洛夫的葬礼，还有尤金娜的葬礼… …我认识她，但不是很熟。对我，她总是多疑而刻薄。"哼!" 她提到我总是如此："就是那个只会弹拉赫玛尼诺夫的家伙!" 她对我评价不高。 <br />她总是给人印象深刻。她弹李斯特棒极了，弹舒伯特最后一首奏鸣曲同样美妙，虽然都和作曲家原意都相去甚远。<br />她曾在战时演奏巴赫的作品，《降b小调前奏曲》，弹得又快又猛。涅高兹去后台问她："你干嘛弹得那么凶?" "我们不是在打仗吗?" 这就是尤金娜的性格！"我们在打仗!" <br />听过她的音乐会后，我肯定头疼，她总给听众留下强力的印象。她天份极高，是个独立特行、敢说敢做的女人。无论她何时步入舞台，看上去总像是刚从滂沱大雨中冲进来。在演奏前她总划个十字，我不反对这样，可你要知道这是在苏联啊……观众都为此而崇拜她。出于义愤，她在告别系列音乐会上朗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这很可怕：她那时牙都掉光了! 她过得像个流浪汉! <br />（采访者："你在她的葬礼上演奏过吗?"） <br />当然！你知道我弹什么? 拉赫玛尼诺夫! <br />指挥 <br />我会是个不错的指挥，但我生平只指过一次！人人都对这事感到不可思议。我曾打架，弄断了手指，真的！我想：也好，我可以弹拉威尔的《左手协奏曲》了！接着有场普罗柯菲耶夫的《交响协奏曲》，我很想指挥。但这部作品被官方禁了，文化部处处和普罗柯菲耶夫过不去。我就讹他们：我坚持说手指断了，很严重。这还真管用！总共只有三场排练，大提琴手们全都是土包子，当听到独奏声部时，他们都在傻笑，独奏者是罗斯特罗波维奇！首演相当不错，连普罗柯菲耶夫也说："如今我的作品有一个指挥专家了。" 我后来再也没干过指挥，其中有两件事我都不喜欢：分析和权力。没有指挥能逃过这两样东西，可它们不对我胃口! <br /><br /><br />巴赫 <br />听巴赫永远没错，哪怕仅仅是出于洁癖! 我们总习惯在圣诞节欢聚一堂，聆听巴赫所创作的奇迹 － 《圣诞清唱剧》。第一通定音鼓就能让我兴奋狂喜！我在第比利斯第一次演奏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这是一个挑战，又冒险又费劲。我用了一个月来背谱，同时我还要演奏贝多芬的《热情》。在第比利斯，我弹得很糟。但两天后，在巴库，情况就好多了。但在那里我碰到一个烦心的意外：我发现他们开始对我盯梢。我有次赶不及，就跑着回旅馆。当我回头时，发现一个家伙也跟着我跑。我没有进旅馆，而是拐进了下一个胡同，他还是跟着跑，我就向他冲过去！我们撞到了一块！ <br />我后来一直被盯梢，他们跟了我好几个月。我开始对他们耍花招。有次，在公交车上，有个家伙和我面对面。我对他说："下一站你下车吗？" "是的。" "那好，我就不下车。" 他只能灰溜溜地下车了。他们到处都跟着我，后来他们撤了。 <br />我能说什么呢？也许是因为巴赫，有一阵子，我到处演奏巴赫的《平均律》。后来我曾收到一封信，上面写："别再用巴赫来折磨我们了!" <br />早期巡演 <br />第比利斯之行才是我演奏生涯的真正开端，而不是纽约音乐会，可人们总以为是后者。我从不觉得在俄国和去国外开音乐会有什么区别，美国之行是个例外，在那里我情绪低落，我是被迫去的，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甚至曾在农庄里演奏。我去过西伯利亚，那里每一个新的城市都强烈地吸引我。 <br />（尼娜的回忆："他习惯到处走走，曾两次步行环游莫斯科。对那里的城郊他了如指掌。他云游四方，坐火车、坐汽车，但他恨飞机。他第一次国外巡回演出是去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人很钟爱他，称他为"布拉格的最爱"。） <br />有几场音乐会在工厂举行，不太成功，我是从俄国来的嘛! 大厅里到处都挂着红旗，我问他们："你们是要开党代会吗？" 他们很惊讶。我问："干嘛要挂红旗?" 他们说："可它们是为你挂的呀!" 我说："可我又不是来开会的！" <br />在布拉格，我的音乐会很成功。演奏的曲目很杂，例如肖邦的《第二谐谑曲》、拉赫玛尼诺夫等等……我当时两度出国演出，第三次一直要等到一九五三年。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Auf Wiedersehen! (德语: 再见!)</div>